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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稳健前行】九---十六
来源: 求是网 发布时间: 2019-08-29 分类:观察 阅读数(540)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近期在求是网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第16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6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优势。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性;坚持民主内容和民主形式的统一,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坚持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等形式相统一,确保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进入新时代,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设计、发展和完善本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

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政治发展道路长期探索作出的历史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最能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和政治要求,最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能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这条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将这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之中。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得以广泛动员、领导和组织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各项事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才得以不断提高。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正是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领导人民不断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得以不断实现,党的执政地位才得到巩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不仅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依法治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过程,就是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保证法律的实施,从而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曾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邓小平还强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正是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才保证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与此同时,我们正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充分履行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依法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才维护了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享有的民主,不仅真实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使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而且能够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的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性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一方面,党和国家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持有何种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诉求,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最真实的民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正确集中各方意见,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并落实到制定决策、选人用人等领导工作各个环节,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维护了中央权威,维护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民主集中制的这种制度安排,既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与官僚专制主义根本不同,又反对把民主和法治相割裂,与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划清原则界线,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坚持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既包含着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形式。我们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有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坚持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从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党际民主、群众民主即人民民主。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党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我们党始终坚持从党的生命的高度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对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党际民主是我国民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作为参政党的亲密友好的各民主党派,坚持采取团结合作的方式,既实施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又保证其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不包办、代替其内部事务,创造了团结稳定、活跃奋进的良好局面和民主氛围。

人民民主是根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普遍、最广泛、最一般的内容,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最终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遵循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规定党和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对人类政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将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制度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等形式相统一,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不断探索,我们党形成了选举、协商、自治等多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努力把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落到实处。

选举民主,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是表达人民意愿、调整利益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基本形式,它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即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达成共识。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使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有利于使少数人的合理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兼顾,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自治民主,即由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面。这种自治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又包括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等基层群众自治。自治民主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具体和最生动的体现。

上述几种民主实现形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能够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的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和满足。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世界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毫无民主权利可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历史、享受发展成果,卓有成效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稳步前进。历史有力地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其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大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步;只有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有生命力、最富有效率。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进入新时代,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作者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第15篇: “中国之治”的政治保证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5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

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来自中国共产党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这条道路是“中国之治”完胜“西方之乱”的生动呈现,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更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时候说,希望中共能找到一条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条民主的新路,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探索实践,已经发展成为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初心和本色

这条民主道路,来自哪里呢?它来自中国共产党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人民也曾经试图借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来实现民族复兴,例如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的多党制、内阁制、总统制的尝试等,但是都没有能够解决当时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这条民主道路与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是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生动演绎,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

这条民主道路,新在哪里呢?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探索过程中的重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实现民主的形式和路径是多样的,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历史发展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一定是长期发展、渐进演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动演绎,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

这条民主道路,好在哪里呢?实践证明,它好在坚持党的领导,可以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有效避免西方多党制互相倾轧、沦为“否决政治”的现象;好在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一个群体的声音和意愿都可以得到传达和回应,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相统一、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可以有效避免政权只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的情况;好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大家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可以有效避免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地域利益和集团利益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好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可以有效避免民族隔阂、民族冲突;好在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防止西式民主中民众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好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国家机构协调高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之治”完胜“西方之乱”的生动呈现,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建设世界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三者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普选,全国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不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有效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商民主赢得天下归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特有的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党协商、政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9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成为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进入21世纪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更加完整完善,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激发民众创造历史的深厚伟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建国之初,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就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委员会在广大农村逐渐建立发展。自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后,中国农村和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由点到面,不断拓展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把“民主协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引入了基层民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柱。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实施,此后5次对宪法的个别条款和内容作出修正。最新的一次修正是2018年3月,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体现我国宪法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多年来,以宪法为核心,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民主政治建设集中围绕理顺党政关系、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展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中央部门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进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集中进行了7次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构建起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基本框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70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开辟并坚持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下去。

第14篇:“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动因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4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离开了“政治”的维度,是看不懂“中国奇迹”的。相比于实施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体现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涵盖绝大多数人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民主样态”。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伟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进行深刻变革。历史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政治动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彰显的政治优势。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套用在解读“中国奇迹”上,却不能不说有些反转:对于当今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究竟用哪种理论来解释呢?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们屡屡解读失误,自诩“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缔造者”的西方人在“中国奇迹”面前深感困惑,这是不争的事实。苏东剧变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著名学者福山在事实面前被迫修正其观点,并且坦陈“有关人类未来的重大理论领域应该给中国人预留足够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扩大,深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不仅没有像某些西方政客设想的那样会随之“自由化”“民主化”,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巩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深植国情的政治引领

观察100多年来中国巨大历史变迁中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因素,观察成就70年“中国奇迹”的背后动因,政治的视角无疑是一个重要维度。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伟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进行深刻变革,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创设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根本转移,没有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拨乱反正,没有全党上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没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没有“三步走”战略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没有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怎么会有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大变革、大发展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毋庸置疑。这一条体现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党的领导”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党的领导”相对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是作为“根本保证”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打开国门,步入世界经济大潮,用短短几十年迅速取得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获得的发展成就,西方一些人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现象,探究其背后的政治动因。但中国在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上均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绝不能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观点看待。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于实施“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制度和体制优势越来越明显,是一种涵盖绝大多数人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更高形态的“民主”,与狭隘的“西式民主”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其实,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拥有强大资源汇聚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历来是中国国家保持统一、经济社会高效运转的政治行政中枢。

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

“民主”作为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概念,并不专属于西方世界,而是全人类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共同诠释的结果。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世”的“民主”,不管是“民主”的定义还是“民主”的模式。“鞋子好不好,根本上取决于适不适合自己的脚。”相比于实施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是植根于中国实践、反映人民意愿、通向美好生活的最好选择。

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写在它的旗帜上,到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再次郑重地把“民主”确立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忘记、背离她的“初心”,即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奋斗,把“民主”这个时代潮流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紧密结合,建设世界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中国人历来讲究“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办”。自古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如何广泛吸纳各种政治力量,更好地聚合社会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始终是一道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确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关系,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展开而逐步得以完善。实践证明,这种旨在协调政党之间、阶层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能够在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意愿表达和利益实现,创设了一个共同认可的制度平台。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有效规避了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弊病,也根本不同于所谓“一党专政”。

西方选举中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表面上看极为公正,一个也没有少,似乎真正反映了民意,为选举政治带来了“合法性”,其实并非如此。在多党政治的轨道上,各党派利益立场各异,价值取向有时相互冲突,为了各自利益,每每使出浑身解数,相互攻击,致使民众分立、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主选举”往往成为少数有钱有权人的“纸牌屋”和“跑马场”。西方 “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由于深受多党政制的掣肘,程序繁杂、议而不决、效率低下,才是真正的“形式多于内容、程序高于结果、当下胜过未来”。

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维护和实现大一统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初心和使命外化为对待民族关系的逻辑必然,也是对历史上历代王朝实现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和弘扬,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一国两制”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项伟大创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率先在香港、澳门落地,其所蕴涵和代表的丰富理论内涵和深远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即使对于破解和探索国家治理困局的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共赢哲学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人类的前途在哪里”等“时代之问”摆在世人面前。世人关注“中国奇迹”,也是为了寻求一种启发和答案。

要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奇迹,用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理念和原则显然已经行不通,必须确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立场和价值原则相适应的新型国家观。

“中国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同时没有忘记关联方的合理关切和核心利益,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始终奉行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的共赢哲学。

近年来,学术界有人用“文明型国家”来概括和定位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性现象,应该说是一种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深邃视角。而所谓“文明型国家”的实质,比较于西方资本主义,正在于它的“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群众作为后盾和依靠,执政者就有了可以凭借的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也才不会为短期利益所左右,能够正确地处理本国与他国、现实与长远、和平与战争等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势是根本一致的。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度,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必然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也必然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历史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根本“政治动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彰显的政治优势。

第13篇: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政治优势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3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政府形式上,而是体现在治理能力上。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整合力,因此治理能力又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民主集中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总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保证了中国的制度整合力,这与代议制民主所强化的认同政治以及所造成的政治裂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下,中国政治制度中出色的制度整合力和国家治理中优秀的政策执行力,相比较于国际上有些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和低效治理,其优势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理解“中国奇迹”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这绝不是全部答案。说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制度的好与坏、治理的良与劣,都是在国际比较意义上而言。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什么是政治?民生和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能够保障安居乐业的制度就是好政治。那么,中国政治的优势到底何在?或者说,到底如何认识实现了“中国奇迹”的内在政治逻辑?

政治道路的差异:政党制度

人类的政治秩序是由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所构成。政治发展道路多种多样,从政治秩序类比来看主要分为“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的分叉点在于不同的政党制度。

所谓“资本秩序”,就是资本权力主导的政治秩序。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市场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和穷人阶层;不但如此,现代国家建构还是自我强化政治认同的过程,即“我是谁”,从而出现多种民族、多元文化上的自我确认。财富和政治认同都有相应的政治诉求,即通过相应的政党组织来表达,这就必然是多党制。基于社会分化和多元化而形成的多党制,穷人有穷人的政党,富人有富人的政党,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主义的政党,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人类自发秩序的一种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多党制通过代议制选举而实现各阶层、各次级共同体的利益,极容易导致寡头政治。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项美国政治研究成果用扎实的数据说明,富人利益集团的诉求很容易变成法律和政策,而穷人阶层的诉求则很难变成政策议程。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做节目时曾说“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例如美国枪支泛滥导致每年3万左右的人死伤,因此每次民意调查绝大多数的人都主张控枪,但“民意”毫不管用,枪支依然泛滥。

模仿发达国家“资本秩序”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建构很容易滑向“强社会秩序”。国家只是众多社会权力组织中的一个,国家权力因受制于各种“地头蛇”诸如强势部落首领、地主、商人集团、军阀等而难以作为,国家能力根本组织不起来。在这样的“强社会秩序”中再搞代议制民主,结果可想而知,选举民主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还停留在部落制或封建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搞党争民主,绝不是西式民主理论鼓吹的自由民主,而是部落制民主或封建制民主。

所谓“民本秩序”,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的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的政治秩序。在财富分层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有不同渠道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但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能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代表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民本秩序”政治。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其首先解决了历史上的中国的一盘散沙、国之不国的问题,并且在和“资本秩序”比较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体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公共政策上奉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是一种最能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民主。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中国,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各类问题,例如大规模地提升居民居住水平、脱贫攻坚工程、在落后地区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口建设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民民主。

“资本秩序”在许多国家产生系列问题,而中国所走的“民本秩序”保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避免了“资本秩序”诸多弊端。

政治制度的差异:制度整合力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政府形式上,而是体现在治理能力上。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整合力,因此治理能力又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现代国家与古希腊城邦式国家相比,不但在规模上有质的差别,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出现;而且在国家的最主要要素即人口方面也有质的差别,比如同质化民族变为异质化,民族关系成为政治权力的重大挑战。另外,在权力维度上更是古代社会未曾有过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比如从单纯的一个层次的政治演变为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行政-立法-司法关系。如此这般,如何把多层次、多维度的专业化制度有效地组织起来,是对国家能力或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

制度整合力的核心就是政体,政体是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根本性制度。目前世界上典型的政体有两种,一种是代议制民主,一种是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历史上,以政党竞争为象征的代议制民主有成功的案例,但其成功的前提是社会的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也有导致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比如30年代的德国、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同质化社会条件或者同质化条件正在流失而导致政治分裂加剧。

总体上说,代议制民主是需要条件的,二战之后新兴国家150多个,没有哪个后发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而走向发达序列。因为非西方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以党争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往往令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制度更加固化。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西方冲击而出现总体性危机的中国,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把中国再组织起来的问题。从晚清到民国,许多党派、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国家建设方案,最终有效地把破碎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历史内生性演化的产物,也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治逻辑。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从历史中而来、在现实中管用的制度,正是中国成功的法宝,其在国家治理的国际比较中优势凸显。民主集中制原则从革命时期的1.0版,到建设时期的2.0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3.0版,民主与集中之间不断走向平衡,不断完善,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

民主集中制不但是理解中国党政关系的根本制度,也是理解各种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一委两院”(政府、监察委、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的。在宪法规定之外的事实性权力关系中,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导航的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相得益彰,是一种事实性民主集中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中间组织的设立既有自由的登记制,又有分类控制,比如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和民族类的社团需要审批成立,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体现在政治过程之中,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各级党委在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意见之后进行决策。民主集中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总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保证了中国的制度整合力,这与代议制民主所强化的认同政治以及所造成的的政治裂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也政治制度,败也政治制度。两大制度类型的不同作用告诉我们,“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同时,这种不同作用还提示我们需重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论断指出了国家权力的原理。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由若干同心圆构成,从核心到外围依次是政治制度圆、经济制度圆、社会制度圆和历史文化圆,其中最核心的政治制度要素固然要适应作为环境性要素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但是最核心的力量怎么可能总是被决定而不起主导作用呢?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历经奴隶制的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那些动辄折腾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会迅速搞垮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治理的差异:政策执行力

观察国家治理能力最直观指标是看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否有决策的权威、是否有将政策变得可执行的权威,以及政策执行者是否有能力去执行权威的决策。因此,权威的政策执行过程事实上包括两个部分:中央权威和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

权威是制度整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现代民主政治讲的是政治的人民性或民主性,因此一些治理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就是权威。没有权威,一个国家便不可能正常运转;相较于古代社会,复杂性现代社会更需要权威,有了权威,政府、国家才能正常存续。“民治”是农业社会的神话,如果“民治”都能管用,就不需要政府了,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代表了让人又恨又爱的权威的存在。因此,政治的人民性(民主性)首先不能排斥政治的权威性。权威性直接表现在领导人的决策力上。

权威的决策都能得到执行吗?答案是不乐观的。很多国家并非没有战略目标,但就是得不到执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中的一项普遍的制度短板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缺少训练有素的、怀有职业精神的公务员队伍。发展中国家在所谓的“民主化”转型之后,民主政治似乎很发达,但行政能力却很落后。民主是用来产生权力并分配利益的,比如立法,但立法之后需要人去执行。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行政体制建制晚于民主制度,而民主选举进一步强化了既有古老的社会结构,未经改造的社会势力在选举中通过恩主庇护政治而变得更加强大,结果便是脆弱的执行机构面对着强大的民意机构和社会势力的双重压力。这就是结构性的执行能力危机。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中国最早发明了将国家组织起来的官僚制,比如先秦就开始有的郡县制、军功制、选拔制和官僚制以及管仲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体制和能力后来被赋予民本思想,形成了以“厚生”为本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曾中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明基因。中国共产党将这种以民为本的管理体制植入“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使得民本思想有了落地的制度机制,从而为新型的公务员队伍注入了全面责任的政府管理思想,使得有着古老文明基因的中国政府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层制所谓的“非人格化”特征。可以说,中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与能力在世界上堪舆任何国家的公务员媲美。

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执行力,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奇迹”中看不见的精神文化要素的作用,而这些并不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所能理解的。忽视了各级公务员的本着民本思想的工作乃至忘我奉献,就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

当然,中国人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毕竟我们还有一些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在固本革新中去克服;但中国人更不能妄自菲薄,对自身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不自信,而幻想一个迥异于自己文明基因的“飞来峰”。以为“飞来峰”上有花果山,其实到处是悬崖峭壁。国家治理最忌讳的是逐梦乌托邦,最实际、最有效的途径是在现实中解决不断产生的难题。相较于有些国家的“治理赤字”,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下,中国表现出色的制度整合力和国家治理中优秀的政策执行力,将让世人持续见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制度优势。

(作者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第12篇:中国民主道路的四条经验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2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不同,中国民主道路的发展有四条经验: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协商民主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循序渐进地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实施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权利的实现是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协商的前提与基础是参与各方的平等地位,协商要义是寻求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中国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些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中国”,持续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就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情。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自己的经验,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模式及其基本制度框架,提供了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

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形成政治和经济活动预期,激励和焕发民众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促进社会进步的普遍经验。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带来了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极大地激发出亿万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资源禀赋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中国大地上不可胜数的从无到有、脱颖而出、卓尔不群的成功故事,就是对以权利开放和保障为取向的政治改革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然而,权利保障还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如果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中都包含着权利保障的因素而并不是中国所独有,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和政治发展道路最具特色之处。这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集中国家权力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后发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仅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还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要后来居上就不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就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最为关键的因素。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具备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并且政权和大政方针具有了稳定性和连贯性。

从政治制度的功能方面来看,中国政治模式具有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由这个核心即中国共产党,进行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这种正当性、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人民的“一次性授权”,这在中国被称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核心的存在,在重大的决策过程中,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

由于特殊历史与国情以及后发国家的地位,中国必然要实行一种可称之为“战略性发展”的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通过战略的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且一以贯之地加以长期坚持与执行。其实许多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台湾。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悬殊的超大型国家,“战略性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人的印象更加地深刻和突出。

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社会激励机制:一种是分配性激励,即通过选举、政党政治,去改变分配规则,通过“重新洗牌”获取社会利益;另一种是生产性激励,即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社会及个人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保障权利和开放国家权力(竞选)的双向民主,造成各个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攻讦,易于产生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

在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这些弊端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开放社会权利、集中国家权力的发展策略,这有利于避免分配性激励的弊端,有利于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协商民主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

将民主在形式上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人对民主的一种理论性创造。西方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竞争性选举的缺陷和问题。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明智地选择了协商民主作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邓小平说过:“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这是中国与西方在民主理念上的一个深刻区别。西方的民主理念更加注重民主的形式,注重权利与自由,而中国的民主理念更注重民主社会功能,注重民主对民生的推动。

不妨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区别。西方民主好比去餐厅吃饭时,顾客“点厨子”。如果你去意大利餐厅,那厨师肯定为你烤制披萨,如果去中餐馆那大概就是宫保鸡丁了;中国民主好比同样去餐厅,但顾客点的“菜”,吃什么“菜”可以商量。这就是所谓“政策民主”或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实质是在政策上可以吸收民众的意见,是一种注重结果的民主,而不是仅仅在乎民主的形式。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国情中的基本因素。着眼于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实际上选择了以协商民主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而不是以“选举民主”为重点。

在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制度安排下,不同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必须明确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基础,突出本党派对某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性,同时相应地排斥竞争对手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其表现就是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以争夺权力为价值和目标,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其社会效应就是在客观上强化本来就存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了矛盾。这在台湾叫做“切割选民”,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族群撕裂”。再加上,竞争性选举导致“赢家通吃”现象,往往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分歧与对立。缩小与整合社会分歧,整合社会利益与促进社会和谐,实在不是“选举民主”的强项。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性的制度安排的缺陷则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正是造成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社会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较而言,协商民主的长处和优点就十分明显了。协商的前提与基础是参与各方的平等地位,协商的内容就是寻求利益的交集,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协商的作用就在于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共同利益的形成。特别是在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协商民主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有利于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循序渐进地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首要的部分就包含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但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扩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权利需要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但法定权利从文本到实现是一个实践过程。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权利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西方的宪政不一样。西方宪政的要义是宪法司法化。而历史事实表明,一个国家从宪法到法律,从法律再到社会现实,要走过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拿美国来说吧,美国独立建国80多年以后,美国宪法才确认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即“人人平等”,从美国宪法最后转化为美国各州的法律,几乎经过了200年的历程。中国的宪法要最终落实到每一部法律,再从法律转化为社会现实,其中遵循的逻辑是:人民权利的实现一定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逐渐地扩大,而不能人为地采用超速的办法,不能用理想化来代替现实。

西方的权利观,认为权利是先验,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人权”;或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权利的实现是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了“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造成了“权利超速”现象,进而导致政治体系的紊乱。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追求。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中,我们从未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抽象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权利问题。中国发展人民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逐步完善民主制度,稳步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之一。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实施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现象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达到质的改变。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推动”。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问题推动还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风险控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改革有风险。如果像当年苏联那样,搞所谓“一揽子”改革,当出现风险和问题时想挽回就难了。而中国的改革通过试点逐步扩大推开,就有纠错的机会和调整的空间。

“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一策略的具体含义可以概括为“问题推动”、“经过试点”、“统筹兼顾”。“问题推动”,就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解决了现实问题,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经过试点”,就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改革失败,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更大的错误。“统筹兼顾”,就是考虑到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价值,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带来效益,却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因为情况越来越复杂,为防止政策互相打架,需要加强政策之间、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在社会领域中,整体设计有它一定的必要性,但实际贯彻必然有曲折。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综合,不可能按照一个思路走到底。什么时候达成共识,政策就能够出台。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现在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关键的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并不是越容易而是越困难,并不是越安全而是风险越大。这是世界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较为普遍的一种规律。走一百里,前面八十里还“哼着歌呢”,到九十里所有问题都来了,各种制度工具的效能发挥到临界点,任何小问题都会在这个阶段被放大。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关键的阶段,我们越是要保持政治定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民主道路的四条经验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稳健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作者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第11篇: 当我们谈论“民主”时,在谈些什么?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11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真正的民主必须能够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党内民主的“内功”之外,中国共产党还以协商民主寻求全社会最大公约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用这个标准考量“民主”,则可推论出真的民主必能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不仅仅是在投票时才享有民主,而是广泛有序地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全过程;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实现民主,更是将民主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在西方政治家看来,‘民主’就是人们在投票箱投票,是人们选出代表发表演说,是在大礼堂进行选举。但是,仅凭借这些还无法让民主从天而降。”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一书中的论述折射出西方社会的反思。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当西方某发达国家耗时8年修路只完成4.8公里的时候,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在11年里突破3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为什么这般便民利民的工程,在西方“民主”国家难以落地,中国却能协调好各方面力量和意志、实现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以70年的治国理政实践,展开自己的答卷:真正的民主必须能够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首要问题:谁能代表人民?

只要谈及民主,“谁能代表人民”就是不能回避、首要回答的真问题。如果打着“民主”的幌子,投机取媚于部分选民,这样的执政者必然患得患失、顾虑重重。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203次。报告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苦炼“内功”:健全党内民主

如何跳出执政者“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延安窑洞里指明路径:民主。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十八大以来,党内民主更加广泛。《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慧和力量,民主决策;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规范党员负责任地检举揭发的范围与程序……

无论是落实“八项规定”、纠正“四风”,还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每一项活动都和加强党内民主相织相融,互为促进。

打铁还需自身硬。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外修“生态”:协商最大公约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党内民主的“内功”之外,中国共产党还以协商寻求全社会最大公约数,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良好“生态”。

“民惟邦本”“君子参政”。回顾7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打赢与蒋介石的人才争夺战?一边是蒋介石高官厚禄加飞机接送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疾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无数仁人志士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规划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主要协商渠道,将协商民主全面嵌入党和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过程和日常治理过程。

在七种主要协商渠道中,政党协商备受关注。事实上,为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中共中央每年至少召开四次党外人士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协商。扶贫攻坚、教改医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国策,都饱含他们的成果和贡献。

在政协协商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于2013年重启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肇始于1950年。此番重启被政治观察者解读为中共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信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意义不可小觑。

真的民主,让人民有获得感

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这个标准放诸民主建设,则可推论出真的民主必能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公允地讲,这绝非易事。

以扶贫为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降至1.7%,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被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即便这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在实践中亦曾有过“两张皮”现象: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发动群众“扶贫攻坚”,还是有些群众不甚满意。

如何破解?中国共产党以满腔赤诚,摸着石头过河,创造出“参与式扶贫”:通过村民大会、“两议一监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群众最盼望最急需的事。扶贫,“扶出”了基层民主新机制。

正是在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在很多地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通过微信群直接了解民情民意。譬如反映路上少了个井盖,三个小时后问题井盖就盖上了。更多地方开始推行网格化治理,以党建带动居民探索社区自治,许多问题在基层得以化解。

总之,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仅是在投票时才享有民主,而是广泛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全过程;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开展民主,更已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探索。

放眼世界,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可望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于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4亿多人口的中国而言,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将稳步发展、稳健前行。

(作者 陈融雪 瞭望周刊社记者)



第10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力量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十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繁荣发展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行?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只有这一理论能够及时科学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好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让理论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展示出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已经明证,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繁荣发展的今天。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在当代中国的根本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这是我们今天坚定理论自信、做到“四个自信”的坚实基础。

立足时代和实践的中国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行?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只有这一理论而不是其他任何理论,能够及时科学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品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严格地基于文本解读和学理推演而生成,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深刻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深刻的理论创新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立于国际舞台、富涵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理论,行之有效的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坚持是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旦发展成一种学说并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如何才算是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好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形成了明确认识,确立了基本原则,这就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让理论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展示出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坚持与发展的两重奏,坚持是首要的。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把其称为“真经”:“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坚持不是固执,不是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从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中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为解决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但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富有感召力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战略目标体系明确,其中既有近期目标,又有中期目标,还有长期目标。近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中国梦,长期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战略目标体系明确,其中既有小目标,又有中目标,还有大目标。小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中国梦,大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接下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追赶目标的问题,即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内容不仅涉及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涉及到制度、社会、价值、观念、能力层面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正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不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而是实现高层次、高水平的现代化,它的实现意味着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

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追求民族国家目标的同时,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和远大理想。这个相对完整的目标体系,兼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既立足中国实际又放眼人类社会发展,无疑富有感召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如果要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出现次数最多、最具有标识性意义、最为人所熟知的概念是哪一个,很多人的选择无疑将会是“改革”。改革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简单的一个界定,到现在恐怕还有人不知道到底有何深意。实际上,它讲清楚了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强调了改革对革命事业的传承,赋予了改革自身以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改革不是对革命的背离,而是对革命事业的重新谋划,它让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将智慧和力量用在改革上。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变革。这场变革的起点是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只是一个方面,虽然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它也很难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发展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就要改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空间。

改革能够上升到革命的层次,说明改革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全方位的变革,是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改革是一场革命,强调的是改革的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只有全方位的变革,才配得上革命二字。

与时俱进推进发展理念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中国国情,更加强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改革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与我们对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把发展提高到如此高度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清和用好经济建设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全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分析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发展趋势、发展挑战,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形态上的创新创造和概括提炼,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关系、各个方面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上升到全新境界,为全党在发展问题上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科学指引。

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首先是因为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理念,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新发展理念也更加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为突出强调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

全面谋划国家治理战略

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充分研究的课题,但必然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如何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制度最关键。但硬性的制度要落实到治理主体的能力水平、价值理念、道德修养提升上,没有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境界的塑造,没有治理者本人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注重制度,而且同等注重治理者的能力、素养、价值观等方面。

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但并不是说制度完善,治理能力就强。国家治理的制度好,要落实为治理能力强。制度再完善,如果不能转化为能力,转化为成效,那制度好坏、优劣还得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治理能力作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方面提出来,有着鲜明特色,体现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力求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效能,以保证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处理好制度稳定和制度变革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开放发展

今天的中国凭什么能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是因为中国依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潮头之上,是因为中国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并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代表着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追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追求,又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凝聚。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个倡议、一个概念,它还是一种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它的理念载体、落地之举、现实路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一个追求目标,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从严治党打造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领导力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国家治理,无论是实现民族复兴,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么就能行?这源于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这源于它一直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抓,努力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党自身的变化,在新的伟大工程中贡献了智慧,很好地回答了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建设强有力的政党这个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的战略考量和远见卓识。它是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做出自我调适和优化的过程,它源于“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忧患意识,来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清醒认知,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回应民众期待,增强民众对党的政治信任,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


第9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战略定力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九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本质上来源于文化自信。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强调文化自信特别重要。面对世界局势,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我们会深刻体会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文化自信不是哪一部分人的问题,其意义也不限于文化,而是关乎国运兴衰和民族未来的时代课题。

文化自信的依据何在?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有现实依据。可以说,它是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的双重结合,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现实的可验证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中流砥柱。文化自信的根据,既在传统文化之中,又在现实之中,它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世界政党史证明,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建党近百年,目标始终如一,朝气蓬勃,坚持自我革命;也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相统一,逐步朝既定目标前进。领导人可以换代,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变;实际政策和措施可以与时俱进,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实现历史使命的坚定性所表现的,是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优越性也为西方有些学者所认可。他们说,“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是长远战略。在欧洲,我们每四年有一次选举,有时候,新政府上台会宣布一些举措,到了第二年,一些变革正在缓慢进行,到了第三年,我们要思考下一次选举。到了第四年我们一切都会停止,因为下一次选举来临了,所以我更喜欢中国制度所具有的长远模式。”还说“拥有强有力的执政党是件好事,可以采用长远的模式,而欧洲和美国都太过短期。这就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是一种短期决策模式,只关注股东利益和短期回报,中国更关注长期回报以及回馈社会,我觉得中国正坚持这一原则。”这个看法,客观地肯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优越性。

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巨浪,我们的文化自信力能经受任何考验。

对“源自于”“熔铸于”“植根于”应如何理解?

对文化的研究不能限于文化自身,必然要对文化和文化产生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既包括它的根源、发展及其现实基础。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问题。

不理解“源自于”,就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根。一个没有传统的文化,不知从哪里来的文化,如同水上浮萍,经不起风吹浪打,只能随波逐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空地中产生的,废墟上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如黄河、长江之水,有源头。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中华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是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我们的文化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积土为山,汇流成海。

如果说“源自于”回答了文化何以自信的“历史之问”,那“熔铸于”则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之根,更要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百年之变中“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是决定中国传统文化塞流断源,还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也没有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塞源断流,不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因为中国人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这种文化走向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是文化发展中质的变革。不懂得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就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的辩证关系。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没有能够“熔铸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文化断流的历史宿命。

“植根于”则是关于推动文化产生、继承、发展的动力和文化的源泉问题。历史证明,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多种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它提供凝结为文化内容的源泉,而且提供继续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先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经验的精神升华;而我们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精神升华。不懂近百年来中国的革命奋斗实践,不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实践,就难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就不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何以“熔铸”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培植起来的。

研究文化自信问题,一定要从理论上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自于”“熔铸于”和“植根于”的问题。这样才能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以及由实践赋予的精神特质和民族特色。这是从源与流、文化与实践关系中考察中国文化自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强调文化自信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当代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导我们“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承诺,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民美好幸福而奋斗;也是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动员令,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入党誓言,进行自我革命;同时也是向世界宣告,任何外来势力都不要妄想中国共产党放弃中国道路,改变中国基本制度。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强调文化自信特别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因为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因为理想和信仰的动摇,就会因为思想缺钙而失去信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势力用各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摧毁我们的自信。“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面对当前世界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的客观形势,我们一定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当然,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闭关锁国,拒绝文化交流。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民族自古就信奉“和而不同”原则,是最能吸收外来文化的。汉唐时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陕北小城延安时,毛泽东就以他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注重文化交流,也更有条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文化交往,除了经济价值外,在文化交流上同样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敦煌时特别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就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用科学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辨别精华与糟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化的科学态度,有力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和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可继承性。毛泽东曾提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导航器和推进器。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它被中国化成为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不再是所谓“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内容是与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而且就语言风格和气魄而言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引经据典所显示的中国风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很难有文化自信的底气。

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一个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拒斥借鉴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为什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度称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放在整个社会结构及历史发展中来考察,而不是把文化看成凝固不变的,更不是把它高悬于思辨的太空之中。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与特定阶段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构成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当然,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创造的成果,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包括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价值。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会具有两重性,即超越性和时代局限性,这就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分辨,区分精华与糟粕;二是激活,通过与实践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三是创新,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新概念、新观点。这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而且非一人之力,非一代学者之力。这应该是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有效的方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包含中国哲学智慧、治国理政经验、以及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众多思想成果。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这种道德伦理特色不应遮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领域中丰富多样的色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应该放开我们的眼界和视角,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敦煌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和历史遗存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内容。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创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包括道德和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新的时代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创造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道德伦理规范。为此必然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个过程同时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

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作用。离开了这个原则,传统文化经典就只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难以与现时代相适应。

为什么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全民族的事情?

文化自信不是哪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然,文化自信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因为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中国共产党汇集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有理论、有组织、有纪律,是站在时代前列、引导时代潮流的政治集团,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包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这是由这个群体的专业和职业特点决定的,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传人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更是对全体人民说的。全体人民的自信,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问题。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牢固集合。离开了人民的自信,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抽象的;离开了民族的文化自信,所谓人民就会是一盘散沙。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人民是文化的主人。没有民族的文化自信,没有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信,就不会在这个民族文化土壤里培育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文化巨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仅仅靠少数文化名人,不可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只有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普遍树立文化自信,才能使文化自信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文化自信大众化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大众化问题。他说过:“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文化的最大力量是“化人”。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只停留在经典文献上,只为少数专家和学者所理解,或藏在图书馆而远离我们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就不能发挥文化的作用;如果我们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停留在没有实际措施的口号上,同样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培育人民的文化自信,我们应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使全体人民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现代文明人。

一个强大而爱好和平的中国,一个经济发展而对世界繁荣做出贡献的中国,一个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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